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几朝关于包括律典在内的法律和法律文献的编纂体例，无外乎是两种，一是以官职为纲分类，如《大明律》、《大明令》、《诸司职掌》、《问刑条例》、《大清律例》、《六部则例》以及《元典章》、明清《会典》等。二是以事则为名分门，如《唐律疏议》、《天圣令》、《吏部条法》、《庆元条法事类》、《西夏天盛律令》、《通制条格》等。采取这两种编纂形式的的目的，是为了内容条理清晰，便于官吏和法司检阅。如果把律典与同一朝制定的这类法律进行比较，就可知综合性的体例结构不是律典所独有的。
首先，以律典与刑事法律比较。以《大明律》与《问刑条例》为例。《问刑条例》是明代中后期最重要刑事立法，曾于弘治十三年（1500）到明朝灭亡（1644）长达140余年中与明律并用，其中弘治《问刑条例》、嘉靖《问刑条例》作为单行法规，在明代与律并行达85年之久。这两部《问刑条例》的内容是补律之不足，涉及的罪名与明律也没有明显差异。《大明律》与《问刑条例》相比较，除了明律属于律典、《问刑条例》系单行法这一点之外，在编纂体例上并无不同。
其次，以律典与同一朝颁行的综合性法典、法律比较。表四中列举的《天圣令》、《吏部条法》、《诸司职掌》《大明令》等均属于刑典以外的其它法律，其中《天圣令》、《大明令》系令典，《吏部条法》是敕令格式合编的综合性法律，《诸司职掌》是行政类法律。如用同一朝代颁发的律典与这些法律比较，不难看出，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是内容和功能是否以刑罚调整法律关系，在体例结构上并无根本性的差异。
再其次，律典与官修典籍类法律文献相比较。《大唐六典》、《元典章》、《大明会典》等官修典籍，虽然其内容以行政类法律为主，但也与律典一样，体例结构采取综合性编纂方式。以《大明律》与《大明会典》为例。《大明会典》所依据的材料是以洪武二十六年（1393）校修的《诸司职掌》为主，参以《大明律》、《大诰》、《大明令》、《礼仪定式》、《教民榜文》、《军法定律》、《宪纲》等12种法律、法规和百司之法律籍册编成，并附以历年有关事例。其中，《大明律》被全文收录，而其它法律多是摘选或概括，属于法律文献汇编性典籍，把其称为行政法典似欠妥当。以《大明律》与《大明会典》相比较，前者属于刑法典，而后者则是律、令、诰、式、榜文等多种法律的文献汇编，采用的是综合性的编纂体例。
其四，用“诸法合体”表述律典的特征，对我国古代律和律典编纂的极其复杂的状况，不能作出清晰和科学的解释。
我国古代律和律典的编纂情况是比较复杂的。战国至隋唐以前，律的体例结构和内容甚为纷杂。如秦代于正律之外又有许多职官、经济、军事方面的单行律，如《置吏律》、《除吏律》是关于职官管理方面的法律，《田律》、《仓律》、《金布律》是关于经济管理方面的法律，《戍律》是关于军事方面的法律，《工律》、《均工律》是关于手工业管理的法律等，且这些法律大多没有刑罚规定。汉代于正律《九章律》之外，《傍章》的内容是“礼仪与律令同录”，《越宫律》是有关警卫宫禁的法律规定，《朝律》是诸侯百官朝会制度的法律规定。另外，历史上也有一些朝代并未颁律或其法典不采用律名。如南朝宋、齐两代未曾定律，宋代沿袭唐法，然《宋刑统》书名、体例却仿效后周《显德刑统》，不用律名，内容又多附敕令格式。元代重视条格，其法典、法律也未使用律名。纵观两千余年律和律典名称、编纂体例、内容之变化，并不能简单地以“诸法合体”，表述其演进过程和特点。倘若用“诸法合体”表述律典的特征，那么对于未制定律典的朝代或没有采取律名的法典，又如何进行解释。我认为，既然律典的体例结构较之其他形式的法律并无特别之处，尤其是律典的内容并没有包括行政、民事等诸门法在内，为了在表述其特征时更加全面和准确，防止产生不必要的误解，应当彻底摒弃“诸法合体”这一提法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