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献索引

电子光盘

最新图书

学术论坛

科研成果

法学机构

中心简介

联系我们

影印古藉

友情链接

法律史学术网

法律硕士教材
《新编中国法制史》选刊

第六章/第二节  手工业法律制度

中国古代手工业生产比较发达。根据其生产组织形式和所有制性质，可以分为官营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两大类。就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而言，官营手工业占据着主体地位。

一、官营手工业者的来源及管理体制

官营手工业者的来源和管理体制是古代手工业法律中的重要内容。早在商周时代，就有专门为王室制造生活用品的官营手工业。秦汉时期，官营手工业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。从历史文献看，秦汉时期官营手工业者的来源有军人、战俘、罪犯等，特别是对一些大的工程来说更是如此。不过，对他们来说，这些工作都是临时性的，更重要的手工业者另有专门的群体——匠。国家对于匠的管理有着独特而严格的法律制度。

秦汉时期的匠是以服役的名义征调而来的。他们没有人身自由，产品均归官府所有。这实际上是一种强制型的生产体制。自唐代开始，手工业者的来源呈现多元化，有征调以及和雇等。这是工匠法律地位上升和强制体制松弛的表现。

宋代继续了这一宽松的路线。宋代的许多工匠都是雇用，而不是一直依附于所服务的手工业作坊。以往官府直接经营的矿冶业，也改由坑户或冶户生产经营。宋代是中国古代手业最为发达的时期之一。

但元代沿袭蒙古族游牧时期的旧制，实行强制性极浓的“匠户”制度，并为明代所沿用，直到清代才最后废除。这阻碍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。

根据元代的法律：“诸色人等各有定籍”[1]，“诸色人等户各务本业”[2]，“凡赋役调发，按籍而行”。[3]从事手工业的即为匠户。匠户必须按照官府的命令，按时进入局院劳作，按规定的时日和数量完成造作任务。完工之后，主管官吏要对其进行检验，“诸营造，皆须视其时月，计其工程，日验月考，毋使有废……，其监造官仍须置簿，常切拘检”[4]。官府的官员还必须亲临现场监督造作。匠户所生产的产品全归官府。匠人进入局院造作，实际就是在官府局院为官府服劳役。

明初继续实行匠籍和匠户劳役制度，将手工工匠专门编立匠籍，作为征发官营手工业劳动力的依据。匠籍人户的身份世代承袭，不得更改，脱离原户籍需经皇帝特旨批准；为了便于官府勾补，也不许分户。匠户按其服役形式，分为轮班、存留和住坐三种。轮班匠以三年（后改为四年）为一周期，轮流到京师服役（主要是为工部所属的作坊工场和临时工程供役）三个月，如期交代。轮班匠因特殊制作的需要而存留于本府的，即为存留匠。存留匠执役于织染局和御器厂等处。住坐匠每月赴官手工作坊中服役十天，若不赴班，月出银一钱由官府另雇他人。

住坐、轮班和存留都是一种劳役形式。所提供的劳动都是无偿劳动。轮班匠每应一班，虽名为三月，实际连同路程往返，往往需六七月，此外还受到官吏与作头的勒索。工匠为服役，常常要借钱物绢帛，甚至典卖田地子女。故消极怠工、粗制滥造或浪费原料，乃至逃亡时有发生。

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社会雇佣劳动的扩大，出现工匠出银代役或私下雇人应役的现象。英宗正统（公元1436——1449年）初年，开始令南方工匠出银代役，由官府雇觅在京工匠造作供应，彼此两得其便。宪宗成化二十一年（公元1485年），工部允许浙江、江西等地的工匠以银代役，每人每月出银九钱。后范围逐步扩大，出银额也发生变化。嘉靖四十一年（公元1562年），明令轮班工匠征银代役，每名每年征银四钱五分，称之为“匠班银”，“自本年秋季为始，将改年班匠通行证价类解，不许私自赴部投当。”[5]

此法实行后，官手工业中只剩下存留军民匠一万二千余名，官手工业明显衰落，值班匠只要缴纳匠班税，就可自由经营，不再服役。官府所需产品，越来越依靠市场。

但是匠班银并不能真正解除手工工匠所受的封建劳役的束缚，因为匠班银是基于匠户所具有的封建劳役义务的身分关系交纳的；并且这一劳役剥削方式的改变，也仅限于轮班工匠，住坐工匠仍照旧供役。

清代顺治二年（公元1645年），除匠籍为民，匠户编入民籍，纳税当差。康熙三十六年（公元1697年）,匠班银首次在浙江并入地银一起征收。雍正二年（公元1724年）“摊丁入亩”，匠班银被摊入地亩或地丁银，从而最终废除了这一制度。

清代官营手工业的雇工基本上是从民间招募雇佣来的，所用原料也多是从市场采购而来。匠籍废除以后，匠户摆脱了对国家的人身依附，获得了自由身分，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。

纵观中国古代的手工业史，手工业者虽然直接为统治者服务，其技艺精湛的还会得到皇帝的嘉奖，明朝即有多名工部尚书出身工匠。但与农民相比，其人身自由限制较多，法律地位也比较低，而且许多时候实行世袭制。这对手工业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。

二、官营手工业生产管理制度

无论是在强制性很强的秦汉时期、元明清时期，还是在相对宽松的唐宋时期，官营手工业生产的管理制度都是很严格的，有的也是值得今天借鉴的。

其一、生产计划。

官营手工业的生产计划都要服从官府的统一安排。对重要工程而言更是如此。因为前文已经介绍，此处不赘。

其二、产品质量制度。

历朝政府对产品的质量都有一个标准，如长度、硬度、用料等。这在唐代称为样式制。最有名的如宋代的《营造法式》，详细规定了对建筑工程质量的要求，为后代工匠所遵循。清代也制定有《匠作则例》。其次是礼制上的。如对官府衙门的规模、装饰（如禁用龙的标志）以及服装的颜色（如清代禁用明黄色），都有明确的规定。

造作必须遵循上述的标准。秦简《工律》规定：“为器同物者，其大小、短长、广袤亦必等。”[6] 意即同一规格的产品，其大小、长短、宽厚都必须完全相同，不得参差不齐。《唐律疏议》卷26规定，买卖的商品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，行滥之物没官，短狭之物还主，生产者、贩卖者各杖六十，知情官员同罪。明律继承了这一规定，但刑罚减为各笞五十，同时其物入官。清律删去了其物入官的规定。违反礼制就是所谓的“僭制”，要治罪的

为了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管，在先秦时期就制定了所谓的产品署名制。《礼记·月令》说：“物勒其名，以考其诚，功有不当，必行其罪，以穷其情。”这一制度为后代沿袭。秦汉出土的手工业品上均有类似的铭记。《唐律疏议》卷16规定，制造器物的，官为立样，仍题工人姓名，然后听鬻之。宋代的书刊笔墨上，亦都雕上刻工姓名及刊印书肆的堂号，以表示对自己的产品质量负责。还有商家在自己的产品（针）上以白兔儿为记。

兵器事关国家安全，质量要求更加严格。《唐律疏议》卷16规定：“凡营军之器，皆镌题年月及工人姓名，辨其名物。” [7]宋代在军工作坊中也建立了类似的制度，而且许多技术高明的工匠由此得到提升。金国在“军器上皆有元监造官姓名年月，遇有损害，有误使用，即将元监造官吏依法施行，断不轻恕”，故“器具一一如法”。[8]这无疑是金朝军队十年之间即崛起于东北的一个重要原因。《大明律》卷29规定，若成造军器不如法，制作工匠笞五十，有关官员也要承担责任。《大清律例》卷38规定，凡打造弓箭、擅改式样、货卖者，笞五十。

建筑工程是百年大计。宋代要求主管承造公共建筑的官员，必须负责该建筑至少能耐久七年。在清代的《工部则例》里，凡是新修城垣或者另起墙脚修建者，均要求保固三十年，小修小补最少要保固三年以上。同样的法律也适用于其他公共工程，尤其是防洪工程。这一制度又称为“保固”，即要保证工程的坚固。

其三、考核制度

考核的主要标准是产品质量和数量。但法律并不主张“一刀切”，而是综合考虑有关因素，全面考评。一是生产季节。秦律规定，在冬天，三天干出夏季两天干的活就算达到要求。汉《九章算术》中，关于土功工程的部分，也有春程、夏程、秋程、冬程之分。《唐六典》卷7还根据不同季节，制定了不同的考评标准：“凡计功程者，夏三月与秋七月为长功，冬三月与春正月为短功，春之二月、三月，秋之八月、九月为中功。”此后历代都有类似的规定。

二是工人的自身条件，如年龄、体力、性别、技术熟练与否等。秦律规定：妇女和儿童的体力不如男子，故计功时只算半工或五分之一工。但有特殊技艺的女工，如女子中的刺绣能手，一人可以算一个工，即相当于一名熟练的男性工匠。技术不熟练的冗（杂）隶妾完成技术熟练工匠一半的工作量就算合格。后代也都有类似的规定。

如果出现工程质量问题甚至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即要接受相应处罚。《唐律疏议》卷16规定，如果产品有所毁坏，甚至误杀人者，徒一年半，“工匠、主司各以所由为罪”。明清律也均有“虚费工力采取不堪用”的治罪专条。前述的产品署名和保固也都可以看作是一种考核制度。

其四、培训制度

中国古代的技术培训制度很有特色。除了民间所谓“传子不传女”的习惯法以外，政府也制定了诸多的法规，以保证技术的传承。

秦律规定，技术工人的培训一般要求两年学成，如能提前学成的有奖励；到期没学成的，要上报主管官吏。唐律继承了秦代注重技术培训的传统。唐人韩愈说当时“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”。唐代还规定，按照技艺的难易确定培训时间的长短，技术繁杂的不得超过四年，其次三年、二年、九个月，最少的四十日。

唐代还规定，老工匠要无保留的传授技艺。宋代对新招到钱监的工役也有类似的规定。这对防止技艺失传、提高技术水平是有积极作用的。

其五、管理机构及其职责

秦简《工律》规定，县和工室（管理官营手工业的机构）校正衡器的权、斗桶和升，至少每年校正一次，以统一产品规格，使之标准化和统一化。

唐律规定，管理人员要根据工匠的技能，量力任用，还要保护工匠的身体、生产安全，及时治疗疾病，改善危险的工作环境，避免因死亡造成某些特殊工艺的失传。

《大明律》卷29严惩监守自盗者。官吏贪污物料的，以监守自盗论，追物还官。官吏将自家物料带进官局加工的，杖六十，产品入官，工匠笞五十。清律照搬了这一规定。

三、私营手工业法律制度

在官营手工业之外，中国古代一直存在众多的私营手工业。对于一些比较重要的行业如采铜业，其设立必须经过政府的批准。

银、铜、铁与货币制造直接相关，在财政上的地位十分重要。因此历代多严禁开采。明代对于铜铁铅等矿，采取比较放任的政策，但对银矿出产，则法禁森严，不论军民人等，苟非得政府的特准，皆不得私掘或私煎。英宗正统三年（公元1438年）规定，凡在福建、浙江等处私煎银矿的，无论军民，正犯处死刑，家属发边卫充军。正统五年（公元1440年）复申明此令。此外，明政府还派遣宦官担任所谓的矿监，征收繁重的矿税。这给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。

清初，由于铸币筹饷之需，清政府允许民间自行开采铜矿，收取矿税。康熙十四年（公元1675年）定开采铜、铝之例：“凡各省产铜及黑白铝处，如有本地人民具呈愿采，该督抚即委任监管采取。”[9] 十八年（公元1679年）进而规定：“产铜铝处，任民开采，征税银二分，按季造报，八分听民发卖。先尽地主报名开采，地主无力，许本州县民采取，雇募邻近州县匠役。如别州县越境采取，及衙役搅扰，皆照例治罪。”[10]四十三年（公元1704年）谕令，开矿事情，甚无益于地方，嗣后有请开采者，俱不准行。四十四年（公元1705年），在云南改行“放本收铜”政策，即“预发工本，收买余铜”。后在湖南、四川等省实行禁矿政策。雍正朝继续铜禁政策。雍正帝说：“开采（矿）一事，……人聚众多，为害甚巨。从来矿徒，率皆五方匪类”，因此决不应“逐此末利”而使匪类“乌合于深山穷谷之中”。[11]直到乾隆二年（公元1737年），才全面放开铜禁，“凡产铜山场，实有裨鼓铸，准报开采”。[12]五年（公元1740年）以后，又先后放开了煤矿、铁矿和铅矿等。这被认为是乾隆朝的一大德政。

但所谓“任民开采”，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开。清政府陆续向各矿派遣监采官，要求各厂将本厂的设施规模、雇工数量、雇工的姓名、履历，以及产品的运销情况详报于官，严禁私铁。《户部条例》规定：商民自愿出资开挖者，要由地方官查明商人姓名、籍贯，取具甘结，并由有关官衙发给执照，才准予开采。倘有私挖，即行封禁，照例治罪。如果利用开采铁矿私造军器，或卖给匪类，立即严拿治罪。乾隆年间，湖南地方颁令，开矿只许雇觅本地人夫，毋得招集外来人民。

清代还对采矿业实行重税政策。乾隆时期规定，商办铜矿每产铜一百斤抽二十斤税，余铜一半官为收买，一半商售归本。这样商人自行支配的产品只有百分之四十，如果再加上主管官吏的盘剥，更是获利无几。在乾隆时期，因为亏本停产报封的采矿地点不下二十余处。私营手工业的发展由此可见一斑。

对一些与国家安全关系不大或利润不高的行业，则交由民间自营，但仍通过行会加以控制。如清代手工业行会严格限制铺户的生产规模，规定招收学徒一般只能“三年一出一进”，即学徒期为三年，每次只能招收一名，“违者议罚”。

行会抑制手工业的一切竞争，对帮工的工资水平，同业内有统一规定，如嘉庆年间（1796——1820年）长沙制香业议定，帮工每月工资为一串八百文，每日酒烟钱十文。

手工业原料的采购也要受到行会的制约，如道光年间（1821——1850年）长沙明瓦业规定，原料必须“公分派买，毋得隐瞒独买，如有隐瞒独买者，公议罚钱二串文入公，货仍归公派买”。

对手工业产品的价格同样也有严格规定，同业之内的手工业产品必须按统一价格出售，不得“私行减价”，违者受罚。

行会特别排斥新来的竞争者。新来者要开铺户，要花费重资才能入行会，按长沙戥秤业规定，新开店者要交入会银二十两，演戏一台，并备酒席请同行，然后才能开张。新开铺户的地点也有限制，戥秤业的新开店者，要隔同行十家之外，方许开设。北京刀业的新开店者，必须“上隔七家，下隔八家”。

清代的行会往往还与同乡组织纠缠在一起，如京师瓦木工，多京东之蓟州人，凡属工徒，皆有会馆。其封建的色彩更为浓厚。

尽管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使行会受到很大冲击，像南京丝织业中私人拥有五六百张织机的事例，就表明在一些手工业行业中竞争己突破了行会的约束，但就整个手工业的情况来看，行会的消极作用仍不能低估。行会滞缓了手工业者分化的速度，使手工业普遍停留在铺户作坊的水平上。清代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一直局限于少数地区的少数手工业部门，都与行会的消极作用直接有关。[13]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北京法律文化研究中心 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联系地址：北京市顺义区新右滨河路北侧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邮政编码：101300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联系电话：13910702266，89491273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Email:    yangqm58@hotmail.com